赶上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胜利八十周年纪念日，来了一波抗战题材影视剧的热潮。这其中，电视剧《阵地》是一个有个性的异类，一是因为其题材的独特性，二是因为其表现手法的与众不同。
先说题材的独特性。《阵地》完全没有抗日剧和谍战剧“手撕鬼子”的爽剧风格，而是着力于展示抗日烽火中的有别于武斗的文斗。这个《阵地》没有硝烟，但是主人公们的笔下有的是另外一种硝烟。用我们小时候的话讲叫“拿起笔，做刀枪”，也有一种说法叫“笔下自有百万雄兵”，在《阵地》中，更是被形象地概括为“笔部队”。
话说“笔部队”这个概念还是来自于侵略者日本，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狡猾的日本侵略者更是把这一理念升级为“兵马未动，舆论先行”。侵华日军早在打响第一枪之前就创建了一支“笔部队”，这支“笔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组建的特殊文化侵略力量，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文学创作、新闻报道和思想宣传美化侵略、扭曲历史真相，为战争罪行披上一件“文明开化”的外衣。日本人深谙文化的力量和洗脑的功效，所以在昭和十一年（1936年），日本外务省和军部就派出大批中国通前往中国，推进“文化提携”计划，负责这项计划的就是“笔部队”。《阵地》中受李克农保护的日本人就是这支“笔部队”的成员，后来幡然悔悟成为致力于反战的义士。
文化是一种“软实力”，看上去没有枪炮那么直接有力，但是文化的力量同样不容小觑。《阵地》一开篇就借毛泽东之口阐明了两支队伍的概念，既要有武装斗争的基本盘，也要有文化斗争的另外一条战线。既然连日本侵略者这么重视“笔部队”的力量，我们又怎么能够忽视呢？于是，我们在《阵地》中看到了八十多年前的抗战烽火中，除了扛着枪炮身先士卒的前线战士，还有一支以往在抗战题材文艺作品中很少被表现的“笔部队”：他们中既有王劲松饰演的郭沫若，还有冯绍峰饰演的夏衍，以及诸多知名演员饰演的田汉、巴金、柳亚子、陶行知、徐悲鸿、茅盾、欧阳予倩、臧克家、聂耳、姚雪垠、艾芜、王鲁彦、洪深、焦菊隐、周立波、丰子恺等一众文化名人。他们与李克农为代表的桂林“八办”勠力同心，在桂林山水间以笔为枪，以舞台为战场，通过文学、戏剧、音乐、绘画、新闻舆论等各种文化形式，回击着日本“笔部队”的进攻，鼓舞着中国军民的斗志，宣传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我们今天每逢节庆和仪式的时候都要唱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笔部队”文化抗战力量的体现。
除了“笔部队”，《阵地》中还有另外一支部队令人动容，那就是陶行知带领的、由一群最小十二岁、最大十九岁的孩子们组成的抗日宣传队——“新安旅行团”。从浙江到桂林，这支童子军千里跋涉就是为了一路宣传抗战，真正体现了那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在这群孩子们的身上，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更看到了少年强则国强的血性与底色。
说完戏里，我想再说说戏外。看《阵地》这部剧的过程中，不仅会时时代入那群文化人的抗战情怀，也会常常不可避免地思索一个问题：那样一群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文化人，冒着枪林弹雨、飞机轰炸的危险，在那样颠沛流离、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什么能创作出那么多传世的精品力作。而我们今天有安全的创作环境，有富裕的生活保障，有足够的金钱支持，却看不到很多好作品。对比《阵地》中夏衍、田汉、郭沫若创作的那些场面虽然寒酸、内容却空前有力的话剧，我们现在的影视剧看上去满眼都是浮华的场景，内容却空洞无物乏善可陈，甚至堪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我觉得这其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创作者的“精气神”。文艺创作的规律就是好作品要有真情实感的表达，而不是形式大于内容的虚假繁华。《阵地》里的那群热血文化人，胸中填满了面对日本侵略者真正的抗战怒火，下笔自然有澎湃的爱国主义、民族情怀和尖锐的战斗力量。而我们现在很多创作者因为过于财产富足往往脱离现实生活，闭门造车难免无病呻吟、自说自话、缺乏真情实感，加之严苛限制的创作自由度也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于是就呈现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文艺作品歌舞升平却难以打动人心的畸形局面。
回过头来看《阵地》，在近期这一众热热闹闹的抗日题材文艺作品，也是言之有物的一部作品。不跟风，不哗众取宠，却默默地呈现给观众一幅以往被忽视的文化抗战的画卷。（余韶文）
